2026年10月26日，中国社会科学网刊发复旦大学金融科技研究院柴洪峰与天津大学管理与经济学部陈若馨的评论《From attention to intention: How AI agents are reshaping market competition》。文章的核心主张是：当AI代理替用户完成搜索、比价、议价、支付和跟踪配送，数字市场的竞争基准会从“抢注意力”转向“被意向选中”。这是一套分析框架，而不是已经测出来的结论，但它把变化拆成了几组可以互相对照的机制，值得逐条看。
用户交出的不再是点击，而是任务说明
过去二十年，搜索引擎、电商、社交和内容推荐把海量供给推到有限需求面前，搜索成本降下来了，注意力成了稀缺资源。控制入口、拿到有利排名、把停留时间拉长的企业，更容易获得流量、广告收入和成交。文章也点出代价：信息过载和选择过多把评估成本转嫁给消费者，企业容易把资源投向包装、情绪诉求和拉流量，产品与服务的持续改进被放到后面；获客成本一涨，中小企业就被推向市场边缘。
代理改变的是输入。用户把旅行规划、采购、理财或健康管理交出去时，给出的是目标、预算、偏好、期限和可接受的风险水平，而不是点击和短暂访问留下的碎片信号。竞争因此转向能不能接住这些要求、并解释要求背后的意图。
商家要变得“可被读取”
页面设计、促销话术、广告位这些影响人决策的东西，未必影响得了代理。文章认为，代理的选择更直接依赖标准化产品规格、清晰的服务条款、可信的质量认证，以及可核验的售后责任记录。商家要做的不只是把页面做好看，而是把供给写成机器能读、能横向比较、能追责的样子。规格含糊、条款藏在角落、售后责任说不清，在人眼里是体验问题，在代理那里可能直接就是筛掉的理由。
平台从撮合延伸到履约
平台经济原本主要解决“买卖双方更快找到彼此”：电商推荐、网约车派单、内容分发、广告投放，都是匹配。意向经济把这段延伸到履约——交易能不能完成、承诺能不能兑现。代理会持续记录企业交付情况、价格是否稳定、售后怎么处理、有没有守约，这些记录再进入下一次购买决策。于是每一单都不只是这一单，它同时在为未来的自己被选中积累证据。
中小企业的机会带着前提
文章给了一个不那么悲观的判断：很多中小企业买不起流量和平台运营成本，而在竞争基础变化后，清晰的产品标准、可靠的履约记录、有区分度的服务，可能帮代理把它们识别出来，推荐给需求匹配的用户。前提是市场接口足够开放、数据规则足够透明。这个前提很要紧：接口封闭、规则含糊，代理未必降低门槛，只是把门槛挪到了别处。
代理入口和默认设置是新的权力位置
文章提醒，代理入口、模型接口、默认代理、支付协议、身份认证和数据授权，可能构成新一层市场基础设施。谁控制这些底层通道，就可能影响用户怎么表达意向、代理怎么解释意向、之后采取什么动作。表面替用户办事的“个人代理”，本身也可能变成一个新的平台关口。这是全文最有张力的地方：意向经济可能一边增强消费者的议价能力，一边制造对代理供应商的新依赖。
监管为什么要把代理网关纳入视野
作者主张监管从传统平台治理延伸到代理治理：除流量垄断、算法推荐和数据滥用，还要处理代理网关控制、封闭接口、默认选项操纵和跨平台互操作壁垒；消费金融、在线医疗、AI辅助采购和自动价格谈判风险尤其高。制度上提了三条：交易信息标准化、机器可读，让代理能比较质量、定价规则、服务条款、售后责任和信用记录；建立代理身份识别与权限管理，界定权限边界、记录行为、明确责任；强化接口开放与互操作规则，防止少数平台用封闭协议和默认代理设新壁垒。还有价值对齐——代理按机器可读的目标行动，人的真实意图却包含质量、安全、公平、隐私和长期利益，“找最低价”仍要考虑质量风险，“最大化转化”不能成为损害消费者权益或不公平竞争的理由。文章同时提到，2025年“人工智能+”意见设定到2027年新一代智能终端、AI代理等应用普及率超过70%的目标，2026年5月出台的《人工智能代理规范化应用与创新发展实施意见》则强调引导使用、支持创新与治理安全风险。
怎么证实，或证伪
这套判断是可以检验的，方法也不玄。可看的指标包括：代理渠道在成交中的占比是否真的上升；商家把商品信息结构化、把售后责任写明之后，来自代理渠道的曝光和成交有没有变化；履约评分和纠纷记录是否真的影响后续被选中；以及在默认代理和接口规则确定之后，用户的实际选择范围是变宽还是变窄。如果这些指标长期不动，“意向经济”就只是个说法；如果动了，那么商家该准备的清单、监管该盯的关口，大概就是文章列的那几样。